在戚继光那，陈沐得到了几幅顺天、蓟镇的详图，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绘图制法让他一眼就认出这出自宣府讲武堂学员之手。

从遵化离开的回程陈沐没再选择骑马，被戚继光的旗军沿途护送至永平府开平中卫，在那乘船沿沙河南下至海口，转称海船沿岸行船不到一个时辰便回到大沽口。

这条河道极为便捷，是陈沐认定将来极为繁荣的铁锭焦炭输送航道。

回到大沽，陈沐不再心浮气躁，精心整理着自己这趟出行所得，他要开始投资商贾办厂了，张居正的统一税法对西北农户并不友好，但大体上使用白银缴税的优势更加明显。

农民得到更多自由，给城镇带来更多活力；工商业者如果没有土地就可以不纳丁银，也鼓励了工商业，这给他想做的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唯独有一点陈沐不大满意。

离开大沽前，他又派人给张居正府上递信一封，一方面说出他想在天津东部沿海大干一场的想法，另一方面则再次跟张居正商议给商贾行重税，同时请他再考虑自己把国中藩王弄到国外的想法。

宗室这个问题不必多说，去年九边耗粮八百万石，宗室俸米也是八百万石，在陈沐看来哪个地方不能帮朝廷‘清理’一些藩王，丢出去当岛主多好啊。

至于商税，则是张居正与陈沐分歧最大的地方了，陈沐主张对部分商贾收三成重税、余下与民生有关的则酌情收十税三至三十税一不等的分类计税，这对他来说是老生常谈了，上次进京他就与户部聊过烟草重税的事。

这一次，张居正又搁置了。

宗室的事张居正回信里压根没提。

至于后者，张居正在信里倒是提了一个设想，鉴于四洋军府已成定局，在沿海各省皆选一港开阜，以规范管理海商进出海口，行七税一的重税，这基本上就是延续张居正先前对海商收税的标准，国内工商业则依然以三十税一的税率。

因为他认为对商贾行重税会导致物价提高于民不利，引据经典，包括但不限于明太祖朱元璋、北宋王安石、汉代桑弘羊以及《孟子》来反驳陈沐竭泽而渔的重商税。

还是有钱了，过去太仓银年年负数，隆庆出也不过才攒下八十多万，海关税与南洋军府京运一年给朝廷增收近三百万银，财力不是那么捉襟见肘，朝廷决策层一下就舒服了。

要搁到以前，陈沐应该就认下读书少的亏，不吭声了。

但最近认识了徐贞明，很受他那股气魄的鼓舞——朝廷不听，是因为我的准备不充足，那我就实地考察收集资料，以完善的条目与切实可行的计划来说服你！

当然也不全是令人沮丧的坏消息，

“要设立军器局，需知情练达之人，关尊班掌管南洋军器局，把关尊耳调来督北洋军器局。还有曾押船行商的邵兴邵勇，也调过来。再派人去播州，让应龙给我找些那边挖盐井的熟练匠人，再让他在那边找火油井……没玻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