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军的主力都调往湖南，南京一带只有田见秀的北伐第一军，以及一些刚刚编练的新军，看起来形势非常危险，但是自汪克凡以下，楚军的高层都很镇定，完全没有撤离的打算，慢慢的，南京城的民心恢复了稳定。

汪克凡最大的依仗，就是有一支强大的水师，经过这两年的大力发展，楚军的水师已经基本成型，虽然还不能和郑成功的“远洋舰队”相比，对清军来说却是无敌的存在，吴三桂哪怕征集一批民船商船强行渡江，也会被船坚炮利的楚军水师消灭在长江上，他只要脑子没有进水，就不会让部队白白送死。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汪克凡又向撤离的郑成功借了一支舰队，以加强长江防线，作为回报，他命令王进才尽可能的接应郑成功的残部，掩护他们撤退，同时又给郑成功送去了一批粮食物资。

郑成功的“陆军”丢在了淮安府，“海军”的舰队却毫发无损，出兵时满载的战船，现在都变成了无用的空船，就答应了汪克凡的请求，给他留下了五十艘战船，以换取楚军的各种帮助，一切安排好后，郑成功来到南京城，拜见病重的隆武帝，然后率部黯然离去，返回厦门。

“这大概就是历史的惯性吧，郑成功回到厦门之后，多半还会去打台*湾。”

得知郑成功离去，楚军高层中很多人弹冠相庆，郑成功这次大败而回，已经大伤元气，对楚军来说，争雄天下的对手又少了一个，隆武帝听说郑成功战败后突然病倒，其中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他原本对郑成功抱有很大的期望，现在却只能死心了……

湖广战场上，李定国的部队都在湖北，和湖南的孙可望各自为战，贵阳失守的消息传到湖广后，李定国想要渡江支援湖南，却被孙可望非常坚决的拒绝。

因为贵阳失守，孙可望的威信严重下降，他自己也变得非常敏感，对李定国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深深戒心，生怕他进入湖南之后，会威胁他的地位，所以一定要让李定国留在无仗可打的湖北，但是孙可望也知道湖南兵力空虚，所以一再以西军最高统帅的身份，下令从湖北抽调李定国的部队，增援湖南。

一方面不许李定国来湖南，一方面又抽调他的部队，孙可望此举明显藏有私心，但是李定国以大局为重，还是抽调数万大军，设法渡过长江，支援湖南。如此一来，湖北又变得相对空虚。

在湖北东部的黄州府，楚军千里反攻的时候，李过曾经一度把清军击退，可是在谭泰和屯布儿的两面夹击下，很快又转入防守，因为敌众我寡，无法坚守黄州府，最后在水师的配合下撤到了长江南岸，清军至此完成了多尔衮制定的战略目标，把长江北岸基本控制在自己手中。

吴三桂击败郑成功的捷报传到湖北，清军更是士气大振，眼看吴三桂节节取胜，兵锋直指南京城下，谭泰、屯布儿和孔有德也不甘落于人后，清军虽然控制了长江北岸大部分地区，可是李定国还占据着半个湖北，得知李定国分兵支援湖南，湖北变得非常空虚，谭泰和孔有德调集重兵，渡过汉水对西军发起猛攻，两军激战多日，曾经的盟友关系变得名存实亡。

李定国兵力较少，开战之后节节败退，表面上无力抵抗，其实却是有意为之的骄敌之计。

孔有德一路穷追猛打，想要抓住李定国的主力，几次眼看着就要得手，最后却都失之交臂，渐渐失去戒备，变得急躁起来，终于在荆州附近钻进李定国的包围圈，全军覆没，兵败身死。

李定国乘胜追击，对谭泰发起反攻，谭泰慌忙逃过汉水，把汉水的船只全部凿沉，以为西军这下子再也无法渡江，可是李定国连夜绕到钟祥，利用钟祥这颗扎在汉水东岸的钉子，接应大军渡江，终于在孝感追上谭泰，再次展开一场恶战……

湖南方面，刘文秀回援贵州后，孙可望的兵力变得捉襟见肘，因为战线铺的太开，补给线又太长，只能处处分兵，处处防守，汪晟趁机再次发起反攻，从空档处向西军的纵深穿插，避开长沙、衡阳等大城市，专打县城以下的中小据点，尤其补给线上的仓库、驿站一个也不放过，同时又尽量分割岳州、长沙和衡阳之间的联系，今天五百，明天八百，零敲碎打的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消灭的西军累计超过一万五千人，比一场大型战役的歼敌数量也毫不逊色。

孙可望的损失越大，越没有力量发起反击，暂时虽然不至于战败，形势却一天比一天被动，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定国派来的援兵及时赶到，孙可望终于稳住阵脚，夺回了一批县城据点，把岳州、长沙和衡阳重新连成一片，并且打通了连接后方的补给线。

形势好转了！

孙可望立刻把捷报传送西军各部，以鼓舞士气，可是驻守衡阳的白文选却大煞风景，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在信中隐晦的指责孙可望的战术有误，不该把宝贵的兵力浪费在这些城池据点上，而是应该集中兵力和汪晟决战，否则的话，就算一时能够夺回这些县城据点，以后又要处处分兵，处处防守，还是会被汪晟各个击破，如此循环往复，再多的部队都填不满这个无底洞。